闲来品鉴 —— 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或伊凡·伊里奇之死）
人活着这件事，拥有着连其本身都能包含的深邃，人们都为“满足”和“安心”而活着，可什么是满足，如何才能觉得安心，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一天天挣扎着祈祷，祈祷自己有一天能理解、接受自己的生命，以便于在未来，心满意足的死去。
伊万·伊利奇的死很悲哀，离心满意足相去甚远，他对于“死”是那么的不了解，正如现在普遍未经受过死亡教育的人一般，只能以一种“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遍会”的亲身体验去获得认知，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他病了，这病会带走他的命，而命却只有一条，所以哪怕他一遍就被教会了，幡然醒悟，临终忏悔，之后等待他的也只有去死这一个选择。在人生最后的最后，伊万·伊里奇被迫认知到，自己几十年的生命活成了一坨狗屎，个中滋味，乃是万分惨痛。
我要说，托尔斯泰的笔力实在精湛，他力透纸背的描写，一瞬间就让我冷汗直冒，心跳狂飙，他笔下的死，宛如精准的手术刀，不带有任何感情，不存在任何疼痛，只是用一种沉重的压迫力向你的躯体缓缓逼去，其上流转的理性弧光没有一丝玩闹之姿，可靠而有力地从现实世界里剜出血来，表达着恐怖的诠释力，我想，这就是作家与文豪间的天堑——作家做不到这种事情。
就评价而言，并没有什么好说道的，并不是我不想说，而是译者都给说完了，我在这里巴拉巴拉，也不过是徒增无趣。我看的是于大卫的翻译，他在译后记中说道：人人皆是伊万·伊利奇，伊万·伊利奇并非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死，他的死正如每个人注定要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伊万·伊利奇。对于于大卫的观点我表示赞同，托翁的笔触是不带有丝毫温情的理性寒冰，冬日会冷，而你只能忍耐，他写的就是这般朴实无华的事实，带着属于斯拉夫文学的渗人气质。译者的水平很高，在译后记中，他将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过往、创作来源一一写下；又从时代背景出发，讲述了《伊万·伊利奇之死》这部现实主义杰作在艺术届的地位、对后来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于大卫还分析了本作的叙述结构、形式特征。他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这部作品是一章比一章短的，在时空设定上本作依章节渐次缩小了时间长度、空间大小，从而呈现出了放大镜移进产生的聚焦效应，使死亡的临近越来越清晰，只能说大师不愧是大师。
在书里，托翁对伊万·伊利奇的人生持有的是贬抑态度，即他过的是造假的生活，实际无用。而伊万·伊利奇是怎么过的呢？身为公务员，他工作顺利，作为一家之主，他家殷人足，可以说，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是，他的一生都活在他人的眼光与期许中，他模仿那些老贵族，在礼仪、装扮、家具、行为上无不效仿，他的个人规划被社会时钟的指针推动着，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结果直到临死前，他才发现，他妈的这一生居然没有一次为自己活过。自己的生命里有肉欲，有金钱，有装腔作势，有美好时光，但是越到后来就越是死气沉沉，他想象着自己在向上走，但其实只是在平稳的走下坡路，一直如此。
可惜的是伊万·伊利奇的认知，他的醒悟，却只在病痛上身之后才姗姗来迟——这时他已经快要死了。身体上无人能共情的病痛让他愤怒，妻子和儿女对自己的态度使他恶心，更苦涩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尊严被行动不便的身躯剥夺，而心灵随着尊严的丧失也变得脆弱敏感，意志更是随之衰弱，他甚至已经开始认真去听什么靠圣像痊愈之类的玄幻疗法，让他感到好笑。
我看到这些描写时，是一点也笑不出来，在读者角度上看我很幸运，幸运就幸运在，我对此书中一些具备启发意义的叙述感触甚少，这并不是我过于钝感，也不是面对主题的沉重而丧失了咀嚼的勇气，而是托翁他写的这一切，我居然早已在大体上了然于心，没什么可开悟的了，阅读的过程不过相当于互相印证，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本人在过去就被“事”教会了，这般一想，我确实心情复杂。伊万看到，过往的一切挫折都被斩于马下，赢完了所有逆境的他，在身体无时无刻的糟糕提醒上却无能为力，只能被愤恨吞没，拒斥无门，我就想到，我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情，甚至到现在，我也被我的腰椎骨折后遗症而折磨着，无人理解，有苦难言；伊万看到，自己因为身体原因而被迫尊严丧失，心灵变得脆弱，意志逐渐凋零，我就想到，我也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有着绝对卧床（医学术语）数月的酸楚时光，人类失去做人的资格，没有做人的实感，是多么无奈；伊万看到，自己的家人，为完成社会身份的要求，以一种完全无法感同身受的自我满足，去关心他时，我就想到，我还是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总是被迫玩一种成人式的过家家游戏，你来关心，我来应和，而我自是同伊万一般，会觉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恶心，类似于他妻子行为所展示出的实质：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十分自得地进来，但好像愧疚似的。她坐下，问他的健康情况，如他所见，只是为了提问，而不是为了了解，也知道没什么可了解的，开始说出她需要说的话。
伊万·伊利奇认为他们的交流不过是一场谎言，直到妻子与儿女从自己的房间离开，他才可以放松些许，你很难说他们家人之前没有亲情，不存在爱，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认知不足以让他们采用合适的方法，只能凭借一种社会身份的推动力，配合人类的共情本能去直觉性对待，况且，输出好意是人类理所应当的互助天职，你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哪怕这份好意对于当事人来说只是纯粹的噪音。余华在这点上做的不错，他让双腿残疾的史铁生去当足球守门员，说只要这样做，别人就不敢踢了，他把史铁生当成一个与自己齐平的个体对待，在踢球这个场景内甚至还有点功利，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会让人觉得，余华有刻意在为史铁生让路，当然咯，让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当守门员确实有点离谱，对余华的心态我表示支持，行为还是要否定。
托翁在书中赋予主人公的境遇，每个人都必定会遇到，不要心存侥幸，我在以前的杂文中也写过，现实的压迫力思想无法理解，靠理性分析分析不了，所以不要用逻辑和理智去思考，直接去，也只能去选择相信，相信那些前人费尽心力呕心沥血想要传达给你的东西，只有庸人才会从事情中学会知识，贤人都是从历史中学会，而书籍正属于一种由作者传达给你的历史。我要在此借用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从《赛博朋克2077》中了解到的：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参加战争，会有一种幻想，其他人会死，而你不会……然后，当你第一次受重伤，那种错觉就会烟消云散。——出自海明威《Men at War》序。
佛教里有人生八苦的说法，遗憾的是，你懂得这一切，却无力改变，对于病痛与死亡，以及该如何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生命，我确实有感受有心得，但同时，我也对现代社会里，人的孤单和隔阂有着更而甚之的心得，人是犯贱的，悲欢并不相通，共情是一种属于个人的错觉，就算你能进入别人的身体，也根本无法触及到别人的魂灵，再说了，你真的能进入别人的身体么？如果你是个外科医生的话，或许能吧。所以，哪怕托翁的笔力再精湛114514倍，我也觉得他很难将他试图表达的概念真实传达给读者，读者无非还是只能坠入“我读过，我感触，我离开”这样一套遗忘螺旋中。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彼此异化，失却伦理与信仰的社会，这是列夫·托尔斯泰讲述的重中之重，是他笔下伊万·伊利奇的痛苦根源，他自己是个百来年前的作家，百来年前就已存在的社会现象，如今还是一个悬于人类头顶的乌云。
托翁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将答案给你，只是平实的将过程与结果展示了出来，整书氛围相当压抑，仅有伊万·伊里奇濒死之时，他仆人给他带来的一点点温情。仆人格拉西姆的直率与热情治愈了他，因为格拉西姆真的将他当成一个普通的病人对待，不欺骗他，伊万待在他的身边能获得轻松与安宁。托翁在这里抛出了一个观点，即那些未经教育、目不识丁的人反而能对生活意义有着明确概念，俄罗斯农民的朴实信仰使他们免于遭受绝望。对于这个观点，我不太感冒，托翁在这个“底层人”概念上做了一层抽象，将其朴素的一部分提升了维度，忽视了它是一种落实到具体个体上的特质，或许，这只是他自个孤立的一隅之说，不过本书涉及到贵族、平民相关的内容，对于现代人而言还是稍有距离，说不定19世纪东正教文化下的底层人就是这么想的呢？我也确实不认识斯拉夫人，不好多言。
接着需要指出，托翁提出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标准命名：存在主义危机。
上帝已死，人类社会失去了道德标准与终极目的，存在主义危机这个问题很大，大儒们提出的解法也很多，托尔斯泰并没有选择某个解法，只是做了留白，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毕竟直到百年后的现在，人类集体的顶层意志普遍还是倾向于使用前现代宗教工具来缝合这个创口，而本文作为一篇读后感，在此基础上也不便于过多延展，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多出与作品无关的数千字。
而我的感想已经说完，所以，在最后的最后，干脆就让我模仿一下托尔斯泰，在存在主义危机的现象上，延伸一个思维实验出来吧。
已知人类是一种需要获得认可的生命，可悲的是，你并不知道要让谁去认可你的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做到什么地步才能获得认可，更不知道到底又是要获得谁的认可，你心理的虚无感总是见缝插针的督促你。那么现在假设，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可了你，你的金钱、身份、颜值、权力、影响力……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类世界的最高点，并且其中不含有任何虚饰与僭越，大家都心服口服，唯一的问题是，虽然除你之外的所有人都认可了你，但你自己并不认可，也没有感到满足，那么，这一切对你的生命而言是有意义的吗？
